谈起父亲，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开头。也许是复杂，也许只是无措。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，我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。又或者，我从未真正理解过他。
——题记
小时候，我对父亲的记忆，大多停在五岁那年。此后，便是一段漫长的空白。五岁之前的父亲，是零散的、破碎的。我搜刮完所有记忆，也拼不出一幅完整的图像。只记得他很高，很瘦，喜欢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，喜欢用扎人的胡渣蹭我的脸，然后被母亲数落。
父亲嗜烟，也嗜酒。记忆里的他，总是烟雾缭绕，呛得我直咳。常常天黑也不回家，直到夜深，被酒友架着送回来，满身酒气。那样的夜晚总不安稳：半夜抱着马桶呕吐，或是睡死在床上，吐得一塌糊涂。母亲常为此与他争吵，却似乎从未改变什么。几十年过去，如今的父亲戒了烟，却依旧爱喝酒，只是再也不敢喝得不省人事。
父亲是家中长子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、两个弟弟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他便被默认成家里的顶梁柱。少年时期，读书之余，他还要在普济圩农场里帮爷爷干活，挣工分。到了高中，父亲的成绩其实很好，但家里人口多，负担不起上大学的费用，他便放弃了高考，去采石厂拉板车，做苦力，从山上往下运石子。
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读书。通过报纸上的广告，父亲邮购了电子电路的函授教材，自己一点点学。后来凭着这些自学的本事，进了国营水泥厂做电工，端上了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 “铁饭碗”。家里至今还留着父亲一九八三年的电子电路笔记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各种电路图。那些内容，我在大学时因为专业原因也学过，却未必有他理解得透。直到今天，遇到一些数字电路的问题，我仍会去问他。
父亲进了国企，收入在同龄人中算是不错的。可那时家里的弟弟妹妹们还都在读书，每个月的工资大半都要贴补家用。剩下不多的闲钱，他又拿去买书和杂志。日子一直过得紧，衣着也谈不上讲究。明明已经到了该成家的年纪，相貌也算周正，却因为家境清贫，提起婚事总是难有下文。这样一拖，便到了二十七岁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已算得上晚婚。二十七岁那年，父亲遇见了同样二十七岁的母亲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。
父亲二十八岁那年，我出生了。有了自己的小家，但大家庭的牵连并没有因此减轻。长兄如父，他依旧承担着许多责任。那几年，父亲几乎总是起早摸黑。除了厂里的工作，还张罗着小店，外出进货，零零碎碎地做些买卖。挣来的钱，连同大半的工资，仍旧贴进了大家庭里。小家的日子算不上宽裕，却也在慢慢好转。
我三岁那年，家里的光景已经比从前好了许多：客厅里有了 17 寸的康佳彩电、小天鹅洗衣机、海尔电冰箱。四岁时，厂里出资盖的房子封顶，我们也从低矮的平房搬进了六楼的新居，屋子明亮宽敞了许多。
变化始于我五岁那个新年。四叔因肝炎去世，留下了数额不小的医药债务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父亲也查出感染乙肝，需要长期治疗。家里的经济一下子紧绷起来。那时父亲的工作虽然稳定，却谈不上高薪。厂里的福利不少，但现金收入有限，难以支撑接连而来的开销。
没过多久，父亲辞去了那份稳定的工作，南下务工，辗转于厦门、广州等地。从那以后，我很少再见到他。年关将近时，偶尔会收到他从远方寄来的邮包，里面有时是几本书，有时只 是几封薄薄的家书。父亲在我记忆里的形象，也一点点淡去，仿佛只剩下这些来自远方的物件，以及相册里寥寥几张泛黄的照片。 往后七年，我的生活里没有父亲。
上小学报名时，别的孩子都是父母一起带着去的，我只有母亲。读一年级时，常能看到同学被父母接送，而我总是自己走回家。和同学打架后，别人的父亲会上门理论，我却无人出面。考试拿了全校第一，回到家，也没有人可以分享。夜里母亲上大小夜班，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，害怕时便缩在桌子底下。看见别的孩子被父亲牵着手，我总会不自觉多看几眼，心里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二〇〇四年春节前，母亲终于决定带着我去厦门找父亲。在山沟里住了十几年的我，也第一次有机会离开那里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山路盘旋，车子颠簸。我们从乡下出发，花了大半天才到了芜湖火车站。正值春运，母亲只买到一张零点发车的加班车车票，而且没有座位。年幼的我困得厉害，很早便在母亲怀里睡去。列车走走停停，沿着鹰厦线缓慢南下。那是一段仿佛没有尽头的路。整整四天后，我们才在除夕前夕抵达厦门。此后的几天里，耳边仍旧残留着车轮反复撞击铁轨的声响。夜里躺下时，身体似乎还随着列车微微摇晃。
我终于见到了阔别七年的父亲。比起照片里的样子，他明显老了些，鬓角已有斑驳的白发。身边的人都叫他 “老盛”，仿佛那个在老家被人喊作 “小盛” 的人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一边和母亲说话，一边埋怨路上耽搁太久，又迅速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拎在手里，带着我们往车站外走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像是在处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我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，只是跟在后面，默默地看着他。
厦门的生活，对我来说像是重新开始。为了安顿我们母子，父亲忙着找房、搬家，又四处打听学校，帮我联系借读的名额。那些日子里，他似乎总在奔走。安顿下来后，他带我和母亲去了一趟鼓浪屿。岛上有人推销拍立得合影，一张要二十元，在当时并不算便宜。父亲却还是拉着我们站在镜头前，拍下了一张合影。距离上一次拍这样的全家福，已经过去八年了。
只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三个月后，父亲接到公司的安排，要去济南长期出差，我们刚刚安顿下来的生活，再次被打断。
父亲离开后，厦门对我和母亲来说变得有些艰难。离开熟悉的故土，在陌生的城市重新生活，一切都要从头适应。那段时间，我对父亲有过不少埋怨，也在心里暗暗下过决心：将来无论如何，都不要过他那样的生活。
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。我在厦门读完了初中，又读完了高中。父亲被公司外派到各地，辗转于大连、武汉、济南等城市，常年不在家，偶尔回来，停留的时间也很短。高考结束后，我离开厦门，去了济南读书，母亲仍留在厦门工作。就在那段时间，父亲却突然辞去了工作。或许是厌倦了常年的奔波，也或许是因为爷爷去世后，家中只剩下患癌的奶奶需要照料，他回到了老家。
一家人开始了三地分居的生活。此后多年，我们依旧很少真正团聚。也不知是不是带着几分赌气，暑假我常常选择留校，寒假才去厦门和母亲过年。能见到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偶尔接到他的电话，大多不是寒暄，而是一些具体的事情：要我帮他在孔网上找旧书，或是问某个电脑配件能不能在淘宝上买到。电话通常很短，说完便挂。
再后来，我大学毕业，成了北漂大军中的一员。租房、通勤、加班、出差，日子被切成一段一段。只有过年时，才偶尔回老家一趟。母亲从厦门回到老家照顾年迈的外婆，父亲在奶奶去世后，在芜湖市区找了份电工的工作。我们一家人依旧分散在各处，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面。
二〇一五年，房地产市场暗潮汹涌，房价几乎一天一个样。我在网上看到合肥售楼部大门被购房者挤塌的新闻，开始盘算手里的积蓄和公积金，准备在老家芜湖买房。回到芜湖，我又一次见到父亲。岁月已经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痕迹，白发爬上鬓角。这位年过半百的男人，与我时隔六年后再次面对面。我打量着他，仿佛也在打量未来的自己，心里有种说不清的微妙。
那几天，父亲带着我跑遍芜湖市区的售楼部，给我介绍城市的变化，讲哪里将来会通单轨，哪里会修学校。可到了真正要交首付时，他却沉默下来。这些年外出打工攒下的积蓄，大多已经花在了奶奶的治疗上。我最终咬牙用消费贷补齐了首付。
房子买下后，生活的压力骤然加重。我开始为了涨工资频繁跳槽，为了加薪拼命加班。工作的城市从南京到杭州，再到深圳，一路辗转。像当年的他一样，我也开始在各个城市之间奔波。不知是不是受父亲影响，我也迷上了买书、看书。那些小时候从他书架上读过的书，因为拆迁遗失，在工作后又被我一一买回。它们跟着我打包、搬家，在不同城市的出租屋里落脚，又继续被装箱带走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正在一点点活成当年的他。
二十七岁那年，我遇见了现在的妻子。二十八岁那年，我也步入了婚姻。为了不在孩子的成长中缺席，也为了不走上当年父亲那样四处奔波的生活，我从腾讯离职，换了一份可以居家办公的工作。后来女儿出生，我成了一名父亲。
居家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没过多久，我在离家不远的合肥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开始了两城往返的生活：周一到周五在外上班，周末回家。高铁往返的路上，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夜里回到出租屋，房间很安静，有时会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在外漂泊的那个人。
这些年，我和父亲之间的联系依旧不多。偶尔通电话，也还是一些具体的事情：家里电路出了点问题，燃气要充值了，电脑配件要不要换。话不长，说完就挂。我们很少真正谈起彼此的生活。只是有些时候，当我抱着熟睡的女儿，在客厅来回踱步；当我在深夜加班，算着房贷、养娃和各种开销；当我拖着行李在合肥和芜湖之间来回奔波时，会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他，想起他在外地的工地、厂房、出租屋里，是不是也曾这样算过日子。
有些事情，大概只有在成为父亲之后，才会慢慢明白。
小时候，我总觉得父亲离我很远。后来长大后才发现，我们其实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只是他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。当我终于走到他当年的位置时，才看见他曾经看见的风景，也才明白，那些沉默与缺席，或许只是另一种在场。
我们都没有成为理想中的那种父亲，但我们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那一种。
